反補貼反傾銷"結對"加重貿易歧視

　　加拿大邊境服務署和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分別對原產于我國的室外烤肉架、碳鋼和不銹鋼緊固件進行特別保障措施調查，對復合地板進行了反補貼調查，并在復合地板案中對我國涉案企業分別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同時對原產于中國的戶外烤肉架征收15％的附加稅，征稅期為3年，給予加拿大國內同類產業合理的救濟。從種種跡象看，國外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的手段已經是"幾管齊下"，特別是反補貼調查被大量使用，這一新動向非常值得人們關注和研究。 
　　反傾銷和反補貼同時使用：違背世貿組織精神 
　　在加拿大對原產于我國的復合地板發起的反補貼案中，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是同時進行的，并最終征收了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 
　　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法律體系中，反補貼問題和反傾銷問題是并列由第6條來處理的。因此，把反補貼規則和反傾銷規則看作是"姊妹篇"是很自然的事情。二者實際上有許多共同之處，都是以低于正常價值在進口國市場銷售，都屬于"不公平競爭"。但是，二者在性質上分屬兩個不同范疇。反傾銷所針對的一般是私人企業的行為；反補貼所針對的全部是政府行為，即涉及大量的政府政策問題。從表面看來，如果既存在傾銷又存在補貼，依據世貿組織關于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規定，同時提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是可以的，因為世貿組織并沒有做出禁止性規定。 
　　如果同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符合法理嗎？法理上有一事不能二罰的規定，即對一個行為，不能用不同規則處以相同種類的處罰，如我國刑法和行政法中都有此類規定。在國際法領域，以人為本的法律理念也是制定法律和應用法律的應有之意，對于一個企業傾銷和補貼的同一低價行為，對其處罰的最終目的是恢復被扭曲的國際經濟秩序，處以一定的稅額是合理的，這樣可以使其喪失再犯的能力。但如果不加綜合考慮，認為傾銷和補貼是由企業和政府不同的主體實施的，只根據反補貼和反傾銷的不同規定就征收不同的稅額，最終負擔還是落到企業身上，企業可能會不堪重負倒閉，是違背法理的。 
　　反補貼：發達成員對發展中成員貿易歧視的新工具 
　　據商務部統計，1995至2004年，在全球發起的176起反補貼調查中，發達成員啟動141起，占80％；發展中成員啟動35起，占20％。涉及發展中成員的為105起，占60％；涉及發達成員的為71起，占40％。從統計數字上來看，發達成員是反補貼調查的主要發起國，而發展中成員則是主要受害者。 
　　究其原因，發展中成員的市場化程度普遍較低，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計劃性較強；而發達成員已經實行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非常高，政府的控制程度較低。反補貼針對的就是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但僅以政府的控制程度而不分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與否來制定反補貼規則本身就違背了世貿組織的精神，因為發展中成員經濟的競爭力和發達成員并不在同一水平線上，雖然世貿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27條規定了關于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但事實上，發達成員在運用反補貼規則時并不考慮這些。 
　　例如，加拿大在對我國產品進行反補貼調查的同時也啟動了反傾銷調查，而當案件涉及到其他發達成員時，則只啟動了反傾銷調查，這本身就是對發展中成員的一種貿易歧視。從使用反補貼的國家來看，主要集中在為數較少的發達成員---美國、歐盟、加拿大。1995至2004年，在全球發起的176起反補貼調查中，美國發起70起，占40％，居第一位；歐盟發起42起，占24％，居第二位；加拿大發起16起，占9％，居第三位。上述3個成員發起的反補貼調查約占全球反補貼立案總數的73％。 
　　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中加雙邊貿易總額為155.2億美元，同比增長55％。其中，中國對加拿大出口81.6億美元，同比增長45％；加拿大對中國出口73.5億美元，同比增長68％，中方順差8.1億美元。2004年以前，中國總體上對加拿大保持較大的順差百分比，雖然絕對數字不大，但隨著中加雙邊貿易的迅速增長，加拿大啟動反補貼調查是為了扼制中國對加拿大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因此，反補貼是作為一種貿易保護工具，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救濟手段，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反補貼日益成為發達成員對發展中成員進行貿易歧視和貿易控制的新工具。